社会的治理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并不矛盾。现代治理应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经验和智慧。保护丰富的传统文化遗产不仅为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基础，而且也是现代化治理进程的一项义务。民间传统文化遗产是社会治理的起点，赋予传统文化遗产具有时代意义也是当前治理的重要任务。本研究揭示了农村宗族、村干部、民间祭祀组织、村民、地方行政机构在处理民间体育相关文化遗产与现代化问题之间冲突的不同表现形式，展示了村干部如何将民间体育文化运用到村政工作中，使体育文化活跃起来。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如何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社会治理是指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社区、个人等多个主体，通过平等的合作、沟通、协商，理想地依法指导和规范社会事务、社会组织、社会生活的过程。学者们认为，应该利用传统文化来创新治理实践，且相关研究应该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传统文化与当前社会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方法，传统文化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与价值，以及现代化治理背景下传统文化对社会治理的贡献方式。民间体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认为政府应该利用这种文化使治理策略更容易为地方所接受。一方面，与民间体育相关的文化遗产可以用来促进社会治理的实施，因为民间体育可以成为加强和约束农村社会中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是农村社会权威的重要载体，是“草根力量”的体现。另一方面，民间体育相关文化遗产也可以通过服务于社会治理的利益来体现其现代价值，有利于现代社会治理的发展。
近几十年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民间体育文化的现状与发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就民间体育文化如何服务于社会治理提出了建议。本研究调查了中国民间体育相关文化遗产的现存条件。 通过分析民间体育对社会治理贡献的典型案例，为中国的民间体育相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提出建议，以延续和保持其对当代社会治理的贡献。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找出哪些留存下来的民间体育文化在当代社会治理实践中得到了明显体现。研究人员分析了大量各省、市体育纪事和中国传统体育纪事中有关保护文化遗产的政策法规的资料，这为探究中国民间体育相关文化遗产的生存条件提供了广泛的依据。在对中国民间体育文化的生存状况进行全面调查后，研究人员选取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省市进行调查。其中，江西省的民间体育文化遗产被认为保存相对较好，而广西自治区的民间体育文化遗产已经严重下降。
第一次调查于2016年7月8日至9月13日进行。第二次是2017年1月15日至2月12日，第三次是2017年3月28日至4月2日，期间考察组成员参加了参与式观察，与村民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参与当地民间体育活动。通常在早上，队员们会帮助村民们挖竹笋、砍竹子。下午，他们就民间体育活动的仪式和组织情况对村民进行采访，收集了大量相关资料。
民俗体育文化具有民俗节日活动的典型特征，它涉及到代代相传的特殊体育活动形式。这些文化形式通常与特定的节日仪式有关。例如，在中国的许多农村地区，民间体育活动，如舞龙舞狮，在农历三月三日(上鱼节)鞭炮球，在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赛龙舟(龙舟节)。在这些活动开始之前，要举行祭祖仪式。民俗体育文化通常与这些仪式和节日相融合。
此外，中国的民间体育文化遗产分布在56个民族中。据当地体育的各个省市和中国传统体育记载,在1980年代之前,56个民族从事的1778民间体育项目,其中包括汉族从事的民间活动有464项,占总数的26.47%；壮族从事的活动有134项,占7.64%。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与民间体育相关的文化遗产较为丰富。在分类方面，“竞赛”类项目有307个，占23%;351项是“游戏”，占27%;386项为“表演”，占30%(见图1)。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快速扩散，社会转型也在迅速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为探究民间体育文化是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存活下来的，研究人员对来自不同省份的官员进行了面对面和电线年代与民间体育相关的文化遗产活动数量变化。并询问了这些省现有的民间体育活动的数量，并要求受访者提供一份此类活动的清单。现存民间体育活动数量的不同，也反映出了各省民间体育生存状况的不同。
当中国文化圈开始吸收欧美文化的某些方面，并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唯一途径时，中国传统文化生态就变得失衡和变异 。截至2016年底，中国体育文化遗产仅存1251项。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巨大的社会变革，社会变化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包括对传统体育活动的参与。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大部分地方行政机关都积极开展民间体育文化保护工作。 然而，政策和流程缺乏一致性。例如，政府可能一天到中小学推广民间体育，第二天到群众体育领域，然后迅速转移到武术、健身气功、少数民族、体育竞赛等领域。民间体育文化保护工作缺乏针对性和连续性。例如，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政府总共出台了278项政策来处理此类问题，但这些政策涉及11种不同的主题，使得地方政府很难知道这些政策是为了保护民间体育文化，还是为了促进学校体育或群众性体育。这在政府部门之间造成了混乱。历届民间体育文化和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仅占保护政策总量的14.75%。
民间体育文化的保护活动，地方政府有发言权吗?钟村的村民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在这里，村干部是“皇帝”，没有村干部的支持什么都做不了。保护和发展钟村传统体育文化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当地政府的主观选择。钟村傩戏之所以得以延续，就是地方行政机关主观选择的结果。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影响了地方政府的选择?主观选择完全基于个人利益，它无法很好地控制。也许，行政机足球直播关可能今年更喜欢民间体育文化，明年就忽略了。真正决定民间体育文化遗产发展的不应该是地方政府的主观偏好，而应该是国家文化保护政策的采纳。这是因为国家政策规范了地方政府的管理行为，这些政策的可持续性导致了地方政府管理行为的一致性。我国与民间体育相关的文化遗产由政府资助，为近300项文化遗产提供资源支持。
表1 中国历年发布民间体育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数量 (1949-2013年)
资料来源:数据摘自国家体育总局政法司《体育文献选集1949-2015》和《中国体育统计年鉴1949-2015》。
研究人员询问了很多受访者对民间体育文化起源的解释。这个问题是整个研究的核心。受访者认为，民间体育文化的出现是因为它在社区中的价值和功能。体育文化遗产在现代中国的生存是困难的，因为它没有价值，现代人只看其用途。民间体育文化遗产的“有用性”是根据人们的主观意愿而随时间变化的。民间体育文化遗产价值缺失的前提是它在当代社会可能不再相关。民俗体育文化的价值在于它的原貌。它指的是人类发展的历史，即人类不断与自然斗争，克服障碍，提高生存能力的历史。因此，民间体育活动的原始价值和功能在于其存在的基础，即克服障碍、提高生存能力、表达善意。 因此，民俗体育文化遗产的原始价值和功能在任何时代都是必要的。然而，只有保留其原有意义和功能的民间体育，才能真正为所有人所共享。
传统文化的本质是文化生命力的根源 。一切文化形式都必须通过服务社会来保持自身存在的价值和生命力。社会是民间体育文化蓬勃发展的土壤。土壤可能贫瘠、肥沃，也可能突然消失。然而，关键在于土壤的栽培。民间体育文化一旦脱离社会，就会成为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例如，傩戏的成功就体现在它是如何从鬼崇拜文化向民族文化转变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文化身份。后来，村干部将这一过程融入到社会治理中，使“傩戏”进一步融入到村内的公共生活中。钟村傩戏作为客家传统民间体育活动，有着浓厚的仪式制度，其根源在于社会机制和文化意识形态。它通过仪式性的表演来实现对村民的社会教育。这些活动体现了良好的社会观念和修养，村民的参与意识和责任感增强了村民之间的凝聚力和团结。
民间体育文化的成功保护与发展，关键在于地方政府的管理理念。例如，在江西省，地方政府并没有将民间体育活动归类为封建迷信活动，而是将其归类为有助于文化认同形成的活动。这种“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直接促进了当地民间体育文化遗产的传承。然而，广西平村的政府主导了其文化遗产的衰落。上世纪80年代，平村农历3月3日的巫戏，推动了平村民间体育传统的发展。然而，政府认为巫师剧是一种封建行为，因此应该被禁止;后来在2001年以吸引游客为主开展民间体育文化活动时，政府认为这种活动会引发村民之间的恶性竞争，扰乱村庄的社会秩序，因此禁止了巫术表演。地方政府的态度对于民间体育文化遗产的生存至关重要。地方政府对民间体育文化遗产的态度要么是冷漠的，要么是禁止民间体育活动。
这种管理理念已经跟不上现代社会的发展。政府不仅应该采用从上到下的线性管理，还应该考虑自下而上的方法。“善治”是解决我国民间体育生存问题的根本途径。当地村民根据感知到的需要做出保护和发展民间体育的选择，自下而上的治理是为了满足村民的实际需要，所以结果是一致的。
中国民间体育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基本上走了两条路径。一是学习西方竞技体育，按照西方的规则和标准改造民间体育。二是将民间体育文化融入民间传统节日。例如，平村将综合体育活动划分为不同的单项体育活动，并进行改造，以满足旅游表演的需要。钟村将民间体育融入以“傩戏”为中心的地方节庆活动中，形成了共同开展各种民间体育活动的文化认同基础。 与民间体育相关的文化遗产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和生活方式之上，具有特定的文化基础，如果简单地转化为不同的单一项目，必然会脱离其社会基础，失去其真实性和影响力。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民间体育和民族体育的发展往往遵循着西方体育的发展道路。虽然单一事件模式可能适用于西方国家，但对中国未必适用。 我国发展民间体育的传统途径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西方理念与中国传统相结合的综合发展模式，可能有利于传统民间体育的生存。
江西钟村的自治依赖于氏族和民族的非强制性权力。中国农村的民主和法制是有限的，在中国农村，如果一个人被他或她的民族抛弃，这个人将失去在当地生活的资源。这是习惯问题。此外，中国农村人口的法律知识相对较差，农村社区固有的从众心理导致人们认为群体观点和行为是正确的(即使他们不是)，个人观点的价值较低。 对于农村社区的村民来说，习惯就是法律，因此，关于社会治理民主形式的理论并不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
这项研究也凸显出了中国农村地方干部的困难。没有坚强的忍耐力和毅力，就不能做这里的干部。因此，在农村第一线战斗的地方干部才是中国的脊梁。他们在氏族权力和法律制度之间进行整合和协调。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真正维护村庄的稳定、和谐、秩序和繁荣。这项调查旨在评估中国农村的民主、法治和体育文化的保护。治理或维护中国民间体育文化并不容易。有些政府政策很难理解，甚至会被认为是不公平的。 但是，误解和分歧与其说是政策缺乏或政策不明确造成的问题，还不如说是人们思想上的问题、实践经验上的问题、视野上的问题。虽然国家政策旨在促进民间体育的发展，但却没有提供必要的支持，因此很难在农村实施这些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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